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中，小农经济一直是最基础的生产模式，而基于这一生产模式的土地税收也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。然而，唐代中后期，随着地方藩镇势力的兴起，中央政府的地位逐渐下滑，导致唐朝无法从地方获得足够的税赋收入，国家财政也陷入了严重困境。
面对财政危机，唐朝统治者开始通过向官员们索取“进奉”来填补财政空缺。尽管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问题，却也为唐朝未来的政治发展埋下了深远的隐患。
“进奉”作为一种非正规财政收入形式，指的是地方和中央官员在缴纳税赋之外，向皇帝献上财富、礼品等。这些礼品通常会被送入皇帝的私人库藏，用作其享乐，而献上礼品的官员则通过这种方式希望博取皇帝的宠爱，从而谋取更好的官职和升迁机会。
进奉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汉代，汉文帝时期就有官员进献千里马的记载，到了东汉，地方官员献上的黄金珠宝更是屡见不鲜。后来的王朝中，官员们也常常献上珍贵的宝物以求皇帝宠信。然而，传统的帝王观念通常崇尚节俭，因此像汉文帝等帝王常常会拒绝这些赠礼。但也不乏帝王贪图享乐之人，他们乐于接受下属的礼物，而那些会溜须拍马的官员也因此迅速晋升。隋炀帝在巡视扬州时便曾要求沿途官员送上礼品，送得越多的官员升迁越快，送得少的则会受到处罚，这一行为导致官员们不得不压榨百姓的财富，最终造成“民外为盗贼所掠，内为郡县所赋，生计无遗”的局面。
展开剩余81%唐代也未废除进奉制度，反而将其发展为三种不同的形式：土贡、进献和进奉。虽然三者在史料中常被混用，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区别。土贡是唐代地方政府每年定期向中央献上的土特产，通常会在十月二十五日送到长安，然后由户部官员整理，并呈交给尚书省，最终在元旦展示给皇帝，供其挑选。而一些时令性较强的物品则需要在特定时段送到，例如湖州出产的紫笋茶就必须在清明之前送到。
进献则更为随意，是官员根据皇帝的喜好在没有明确时间要求的情况下，主动进献的物品。进献的范围不仅限于有价值的金钱和珠宝，也可以是一些特别的物品或人，例如李唐宗室的千金公主曾将薛怀义送到武则天身边，令薛怀义深得宠爱，从而保住了她的性命，甚至还获得了“武姓”。相比之下，进奉则多指绢布、金银、钱币等具有通货性质的物品，数额往往非常可观，成为唐代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因此成为了本篇讨论的重点。
在唐代初期，经济发展稳健，均田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，赋税收入十分可观。为了显示朴素，唐朝的皇帝往往禁止官员向中央进奉。然而，随着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的加剧，政府对自耕农的控制逐渐减少，财政收入开始下降。但统治阶级对享乐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，于是唐玄宗开始启用一些擅长敛财的官员，这些官员通过强征横刮，搜刮到的财富以进奉的形式充实皇帝的私人库房，也因此开启了唐代进奉制度的高潮。
一些擅长征税的官员被视为唐玄宗的能臣，屡次升迁。比如宇文融和杨慎矜父子，通过剥削百姓的财富，向中央进奉，令自己获得了唐玄宗的宠信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的控制区域进一步缩小，财政状况愈发紧张。为了弥补财政赤字，唐代的帝王效仿唐玄宗，任用能够敛财的官员，通过改革盐铁交易等方式，筹集更多收入，并以进奉的形式存入皇帝的私人库房。
除了中央官员的进奉，地方藩镇的进奉也在唐代后期占据了重要地位。虽然地方节度使们掌握了地方财政的主权，但许多节度使还是将收入的部分进奉给中央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向皇帝进奉来提升自己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，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源。在进奉之后，皇帝常常对这些地方节度使进行表彰，进一步增强其在地方的声望，同时也缓和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。
进奉不仅仅是中央官员的特权，一些地方刺史和其他地方官员也会通过进奉来换取更高的职务。例如，常州刺史裴肃便通过进奉被提升为浙东观察使。这种进奉行为渐渐成为了官员升迁和获取权力的途径。
到了唐代中后期，进奉已经成为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进奉常常需要通过一些名目来使其看起来合规合法。节日和“羡余”便是最常见的两种名目。在唐代，元旦、端午、冬至等传统节日是官员进奉的高峰期。虽然早期唐朝皇帝曾多次下令禁止官员在这些节日进奉，但到了中后期，皇帝们对于进奉几乎是来者不拒，甚至当某位官员未在节日进奉时，皇帝会亲自询问原因，表露出明显的敛财意图。
除了节日外，官员们进奉时常用的另一名目是“羡余”，即财政结余。这一做法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，因其过度赏赐群臣，但又不希望频繁动用国库资金，便由王鉷将国库资金挪至皇帝的内库，谎称其为财政结余，从而满足其敛财需求。此后，许多官员效仿这一做法，将从百姓身上剥削来的财富以“羡余”之名进奉给皇帝。
尽管唐朝皇帝的生活并不奢华，但他们依赖于进奉所获取的资金来充实国家财政。这些资金虽然在中央政府的日常运作中发挥了作用，但它们最终仍然充实了皇帝的私人库房，并未进入国家的正式财政系统。唐朝宪宗曾在面对质疑时解释过：“朕方欲练智勇之将，刷祖宗之耻，恶所用不征于人？储蓄之由，盖因于此。”
然而，这种财政手段为唐朝的衰落埋下了深刻的根源。进奉不仅增加了百姓的负担，也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政治风气。宦官权力的膨胀以及官场腐败，最终导致了唐代政治腐化，党争激烈，百姓疾苦，国家财政无法支撑，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。
《资治通鉴》、
《旧唐书》、
《册府元龟》、
《文献通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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